对邓X平1975年派出“割尾巴工作队”的粗略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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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集体化时期“割尾巴”,全称“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以限制或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为主的运动,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公有制时代,改革家们始终认定劳动者有各种不足,在“治国就是治民”理念的支配下,“割尾巴工作队”试图通过强硬干预的“管理方案”,对劳动者的行为纠偏,却动摇不了农村强大的习惯性制度传统。
 
改革家和设计师们从头到尾都认定“治国就是治民”,这与毛教员及其拥趸向来主张的“治国就是治吏”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分歧。许多专家学者根据“学术”谄媚权力的政治需要,颠倒是非黑白地重建了WG期间的两派分歧及其争论内容,信口开河就说谁谁割尾巴如何如何,这一类说法都是“非历史”的虚妄构建。

对邓X平1975年派出“割尾巴工作队”的粗略梳证

 
邓小平确实派过大批工作队下乡去割尾巴,依据柳随年等人编撰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依据邓小平“农业要整顿”的指示,派下乡的工作队人数高达百万。
 
但是,乡村中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抵抗力量,不是工作队想要咋样,就能够办成的。来我们大队的工作队,把全大队的手工业匠人,都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求各自交代“隐瞒收入”问题(当时的惯例是:在外做手工,需把货币收入上缴生产队,然后记工分),我父亲是木匠长期在外地(本县的陶器制作地区)做手艺,那里日工钱高于本地四分之一,小队干部原先只要求按照本地标准上交和记工分。而工作队则非要全部上交,后来工作队走了,追加补缴的那一部分,生产队和大队干部议定,按照本地标准计算工分数。
 
其实,工作队也是“理性”的,也就是挑选估摸着能够干成的事儿,一些比较容易干的事情入手,然后支使着大小队干部,一起干了点。真要叫所有农民家庭都不养猪养鸡,那事他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干成的,最后就只是出台了限制数量的规定——每家可以养多少只鸡等,规定一个上限数字,但执行就还是大小队干部和社员商量着办,工作队说了也不可能不算数的。
 
另外,还出台过宅基地前后果树和树木的私有界限的规定,多为“前三(米)后四(米)”等标准——在这个界限之外的就属于生产队所有,这事儿也是社员和生产队干部去丈量和划界的,画完了也是没有了下文。生产队要用社员家庭栽在界外的树,还是得跟人家商量着办。
 
农村的老传统,作为一种习惯性制度还是很强大的,对村落成员都有约束力和权威性,因为工作队“不在村”所以无视,但居住在村里的干部,就算是有所不满,有些不同看法,依然还得受点制约。至于一个村落中间,宅基地和祖坟山分配,那两方面都是遵从1949年之前的老传统在调节,工作队对这样的“顽固四旧”提都没有提,提了也不见得有人会听他们的。
 
这个方面,邓小平与张春桥等文革派有着不同的政见,张春桥等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政权的内在否定性问题——官员背弃共产党的努力方向,其私利的非程序扩张和对社会主义“有异心”才是管理缺陷所在,并由此造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邓小平则反过来总认为劳动者努力不够,还具有各种私心杂念才是问题所在,所以需要时时加以“整顿”。这样的认识分歧,不仅体现在国家管理方面,在文革政治运动中间也有体现,太子党老是想要搞打压“黑五类”去标榜革命,而造反派始终抓住“批判官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邓小平支持前者,而文革小组诸人则支持后者。
 
在发展社队企业方面,毛教员是一贯支持的,但是,共产党高层中间,刘邓陈云在最初阶段对此是竭力否定的,社队企业在1958年之后的几年有一个大规模扩张机会,但是,在1961年刘邓陈云主持搞“退够”把这个方面都给砍了,并在随后通过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间明确规定公社不办工业。到了文革期间,毛教员的五七指示下发,各地农村才又开始放开点手脚办社队企业,这得到了彼时《人民日报》等官宣的大力支持,在“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毛教员语)口径下,给予肯定报道。
 

对邓X平1975年派出“割尾巴工作队”的粗略梳证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截图
 
等到后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有些人指望这些体制外的新因素,突破和颠覆体制内的旧惯习,以实现“杀开一条血路”的目标,这才开始对乡镇企业转而唱赞歌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则透过行政命令强硬要求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私有化,还说“不触动产权就不叫改革”,江苏省委常委胡福明亲自上门做华西村支书吴仁宝的思想工作,说政策压力很大,靠个人是顶不住的,顺应最好;吴仁宝后来对人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大,没啥顶不住的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实际上是从历史的最后两步入手,按照政治需要而“主观”地向前回溯,颠倒是非黑白地重建了文革期间的两派分歧及其争论内容,然后,信口开河就说谁谁割尾巴如何如何,这一类说法都是“非历史”的人为构建。而颠倒历史是非的本身并不是目的,以“学术”谄媚权力的机会主义选择,才是策略性的“理性算计”所在。
 
在公有制时代,始终认定劳动者有各种不足,老想要施加强硬干预的“管理方案”去纠偏的,其实是一些后来的改革家和设计师们,这个中间的逻辑也不复杂,他们从头到尾都认定“治国就是治民”,而毛教员及其拥趸则向来主张“治国就是治吏”的,这个分歧具有根本性。一些老的专家学者都亲历过毛时代,也不见得不了解这中间的差别,但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贴金术”——给他们选择的对象贴上各种道义色彩。说白了,为了政治需要,就“不得不”扭曲和牺牲事实,目的当然就是要误导后人,要不然,那不是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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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评论:1   其中:访客  1   博主  0

    • 老兵 老兵 6

      不明白啥意思,似乎有意地制造领导人的对立,不为什么人服务,对谁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