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 A+
所属分类:犀利时评

这几天,石家庄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网友们默默地喊出了“石家庄加油!”但此次石家庄突发的大流行,也让人们注意到了,意识淡薄、医疗条件差的广大农村地区将会成为防控的薄弱环节只有充分认识问题,患于未然,才能将病毒消灭于萌芽状态

从石家庄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近两天大家关注的婚宴和百岁宴,多个病例的轨迹通报中还有“参加活动”的表述。

究竟参加的是什么“活动”?这引发了网友的联想和猜测。

1月7日,石家庄市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石家庄教区发表了一份辟谣的“严正声明”:

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严正声明”称:

“几天来石家庄全市人民奋力抗疫,但个别微信公众号、微博却借机散布蓄意编造的不实言论。这些谣言的散布严重侵害了天主教会神长教友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7日晚间,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官方微博发表了一份“涉事村负责人回应”:

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回应称:“除了婚宴外,我们村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每周最少两天,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

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8日上午9时许,《健康时报》删除了这篇报道……?

其实,天主教人数本来就大大少于基督教,在尚未说明多个病例参加的究竟是什么“宗教活动”的情况下,天主教的“严正声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这个道理现在大多数网友是能够理解的,如实地报道相关信息,对症下药,其实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但由于80年代初宗教政策的历史惯性,以及这些年来帝国主义媒体借所谓“宗教问题”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导致官媒一旦涉及所谓的“宗教”就变得小心翼翼。意识形态领域的“保守”,给对“宗教”持正反态度的双方提供了大量的“留白”,一方面使得宗教在民众意识的“懵懂”中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对立情绪愈演愈烈,特别是邪教的渗透让这两方面问题都有所加剧。

2018年,国新办发布了一份《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的白皮书:

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白皮书给出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初,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登记在册的基督教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天主教教堂和活动堂点6000余处。另据媒体报道,我国基督教(注:此为新教,不含天主教和东正教,下同)每年受洗信徒仍在以数十万的速度增长着。即便如此,这一数字总体仍偏保守,大大低于对宗教传播持担忧态度的学者所给出的“过亿”的数字。如果再算上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中国信教人数的数字会更加巨大。

以河北省为例,自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起,河北省基督教三自教堂陆续开放,信教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河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兼河北圣经学校校长靳云鹏牧师表示,截至当年,河北全省已开放近500间三自教会教堂,聚会点有300多个,信徒人数超过80万人,2008年-2013年平均每年受洗人数超2万。

同样以河北省为例,农村型教会,家庭化福音是基督教在河北传播的主要特点,意即“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现象颇为明显;农村留守老人和未婚女青年成为传播的重要对象,信教女青年的成婚之时又会带动新家庭入教。近年来,网路传播则成为一个新的管道,与之同时,城镇信徒、青年信徒、高学历信徒均大幅增加。但是,中国的广大农村目前仍然是宗教传播的重点地区。

《文化纵横》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苏北农村教会的田野调查》的调查报告,以江苏北部某农村为例,近距离揭示了基督教席卷农村地区的现状,透过这篇报告,结合历史,我们可以分析宗教席卷农村的根源以及主要特点。

7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各地的宗教场所陆续重新开放并大量新建,宗教信仰自由在政策层面得以推动。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村集体经济逐渐土崩瓦解,国家权力的影响在农村地区逐渐削弱,给农村带去知识、文化、科学的知识青年回城,遍布广大农村的农业科研站以及乡村合作医疗体系迅速退出;同时,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吸引到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留守农村的多是389961部队,与之伴随的就是开在农民家门口的学堂的撤销以及后来撤点并校的实施。

这样的变化首先导致了农村地区政权影响力的削弱,农村腐败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在“提留款”和“抓计生”时代农民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矛盾也逐步出现和加剧,特别是在那些矿产资源富集或有拆迁利益的农村滋养出了一批乡绅村霸,农村“无政府主义”的现象也随之开始出现,这就给宗教对农民的“再组织”预留了巨大的空间。教会在农村地区活动的组织密度和参与程度,甚至超过很多农村的基层党建。

第二,知识青年的撤离,科研站、医疗体系、农村学校的撤销,已经知识化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得农村地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大幅下降,这就给宗教迷信活动重新提供了土壤。

第三,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生活的匮乏也是宗教传播的重要助力。在毛泽东时代,依托人民公社,农村地区还经常会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毛选、学习时事,商讨村集体事物;电影、戏曲频繁地免费下乡放映,还时常有文艺宣传队的下乡表演,中国传统艺术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复兴。然而,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这样文化活动在80年代中期以前还有一定的留存,很快便彻底消失。精神寂寞和生活不确定性,让很多村民选择通过参加宗教活动寻求精神慰藉和人与人的交往。

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

第四,在大集体时代其实也并未取消宗教信仰自由,信徒可以进入正规教堂,按照国家对宗教的定义,除了“三自”教会,其他教会不合政策要求,其发展是受严格排斥的。但是,80年代以后,家庭教会逐渐崛起,信教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宗教部门的管理松懈以及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缺位,给家庭教会以及地下教会在农村地区的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这一部分人口是根本没有统计在登记的信教人数里面。很多宗教活动完全脱离了“三自”教会的统一管理,一部分甚至发展成了敛财、害人的邪教。

另外,《文化纵横》的调查报告也注意到,很多村民是因贫、因病或是天灾人祸的原因入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会给“精神鸦片”的传播提供土壤。

我们固然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的大量传播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透过对宗教传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不仅是流行病防控的薄弱环节,也是“现代化”的薄弱环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农村共同体的消亡。

笔者无意针对宗教,但以宗教在农村传播为样本,可以有助于我们观察农村的变迁,思考中国农村的出路。

将文章分享到微信群和朋友圈点此获取《毛选》第五卷
最新热点时评↓

发表评论

:?: :razz: :sad: :evil: :!: :smile: :oops: :grin: :eek: :shock: :???: :cool: :lol: :mad: :twisted: :roll: :wink: :idea: :arrow: :neutral: :cry: :mrgreen: